主讲人介绍：鲁楠，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同道学者。
首先要谢谢赵兄和婷婷的邀请，能够在这个期末的时候，应和着北京的第一场雪和漫天的雾霾，把大家“诓骗”到这里，听我来讲哈贝马斯的艰深的理论。我既感到荣幸，也感到抱歉，如果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大家期末考试也结束了，我心里的内疚或而会少一点。既然这样安排了，我就也努力不负期望，做一个好的导读。
讲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翻译的比较早，现在大家看的都是电子版。当时哈贝马斯的研究还未达到今天的程度，翻译也有很多问题，可能会对阅读有影响。这里有几个词汇，需要大家读的时候立刻改过来。
第一个词汇是话语，文中多次提到，英文是discourse，后现代语境里翻译成话语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哈贝马斯的里面，这里不是话语，而是商谈的意思，这里要顺便改过来。
第二个词汇是自律，自律看起来是道德上的自我约束的意思，这里应该翻译成自主，个人在私人领域要自我决定，是私人自主，而非主体自律。
还有一组词汇是，一个是正当性，legitmacy，一个是合法性，legality,在曹卫东先生的译本中这两个被完全翻译反了。这里面谈到合法性，指的都是正当性的问题，反之亦然。
也有一些小错误，比如普鲁士普通邦法和一般邦法等译法的辨别等等，先不赘述。
第三部分是这本书的主旨内容中提到的两次重要的转型，这本书写于六十年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实际上在第八章中还提到了第三次转型，我把三次转型合在一起，介绍给大家；
最后一部分我想讲一讲公共领域解放的潜力，即通过公共领域人怎么来实现自由和解放，在当下的语境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首先让我们谈谈哈贝马斯的生平、著述和影响。哈贝马斯1929年6月19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的杜塞尔多夫，父亲是商人，母亲是酿酒商的女儿，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他认为记者是一个自由战士，故而以记者为志业，他在哥廷根大学上学的时候接触了政治、历史一类的课程，中间又去了苏黎世大学做了交流，后来回到波恩大学读了哲学。在哲学的学习中，他阅读了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的作品。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海德格尔哲学影响巨大、一统德语世界的年代。他看到了海德格尔在德国高校的流行状况，却对海德格尔产生了疑问。这是因为，海德格尔曾接受了纳粹的任命担任了柏林大学的校长，他的思想也和纳粹的思想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一切让德国的知识分子非常心寒，此外，海德格尔在战后没有在道德上做自我忏悔，这也让德国的年青一代非常失望。哈贝马斯也是失望者的一员。
早他在读书的时候，就写文章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做了批评性的反思，这篇文章在被海德格尔的大弟子伽达默尔看到之后，获得了伽达默尔的好评，他觉得这篇文章虽然批评了他的老师，却展现出了锋芒。博士毕业之后，他做了两年媒体的自由撰稿人，成为了思想界的自由骑士。他发表了几篇思想性的文稿，1956年，他加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重镇法兰克福大学，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一代大师为伍。在否定海德格尔的哲学的过程中，他自己觉得应该对社会抱有批判的心态，这也自然地让他接近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圈子之后，他的思想表现得相当的激进，由于和霍克海默的冲突，1959年，他三年之后就离开了，在马堡大学拿到了讲师的位置。1962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本书，也是他的学术成名作的出版，引起了非常巨大的反响，赞誉声一片。应该说，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在伽达默尔的推荐下，他转会到了海德堡大学成为了哲学教授。1964年，霍克海默对哈贝马斯的怨恨情绪渐渐消解了，有意邀请哈贝马斯回到法兰克福的研究所。哈贝马斯应允了。这时，他赶上了1968年席卷全球的社会运动。这一年的运动包括美国黑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包括欧洲的，也包括日本的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等。那么，遇到这一种的运动，惯有的一个理论会把矛头指向苏联，认为新生代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但是，1968年，欧洲和美国都不同程度地迈向了福利国家，出现了公法上的行政国的现象，政府管的事情慢慢的变多，政治家长主义的气味越来越浓，而年轻人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自由，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反。这时候，一部分的学者觉得革命的时代来临了，比如马尔库塞，马上就成为了的领袖。
开始的时候，哈贝马斯支持学生造反，他认为这是对启蒙神话的造反，但是，随着学生的做法突破了限度，开始了，哈贝马斯觉得学生越界了。这时候，他开始写文章批评学生。学生后来包围了他的研究所办公室，砸碎了他的玻璃，还高喊着他的名字。这让哈贝马斯受到了很大的触动。1969年起，他和，以及马尔库塞这类的激进派划清了界限，分道扬镳。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苏联的流亡知识分子来到了欧洲，他们把大清洗等的情况带到了欧洲，引起了信奉社会主义的学者的理想幻灭，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性选择变得走不通了，走到了理想的反面，这引起了巨大的变化。到了1971年，受到外部冲击的哈贝马斯选择再次来到法兰克福，他来到了新成立的马普所，在1981年，他写下了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从批判理论的急先锋转型成为了温和的思想家，也标志这他和那个马克思主义的自己分道扬镳了。
《交往行为理论》，这是一本涵盖了多个学科的了不起的著作，连接了韦伯后面的社会学的行为理论，最后它又从政治学法学的出口走出来。在现代学术发展到这个程度时，出现这样的集大成的作品，不得不让人惊叹，也不得不让人佩服哈贝马斯的水准。
到了1983年，写完《交往行为理论》之后，他又回到老东家，这时候霍克海默已经去世了，哈贝马斯成为了霍克海默的接班人，承担起了引领法兰克福学派的重任。这样，在1992年，他完成了他集大成的一本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不瞒大家，这本书我读硕士的时候第一次读，后来的十年里反反复复地读，读烂的该书有七本之多，参加的读书会也有四轮。这本书可谓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把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全面的升级换代，是对西方的福利国家向新的状况迈进的整体性思考。这样一个时间段呢，他到了自己思想的高峰，有了世界性的影响。他在94年退休，成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他首先是一名学者，并非多角色于一身，他算是纯粹的学者。他的著述虽然多达几十本，但是三本最重要，第一本是62的这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二本是81年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二本的上卷曹卫东教授已经翻译了，但是下卷还迟迟没有翻译出来，是因为下一卷里涉及到了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系统论，这个实在难以突破，所以就是一份只有半本的九阴真经。第三本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是上海的童世骏先生翻译过来的，翻译非常之精准，概念也非常正确和到位，大家是可以认真读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大家不妨试一试。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也能看到不少马尔库塞和阿多诺日后激荡的火花。但是我们正真看到，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他的马克思理论的根基已经被放下了，他转而走到了韦伯的理论，他发现资本主义已经误入歧途了，已确定进入到了目的理性主宰一切的回路中，这个回路创造了庞大的经济和行政系统，社会让货币和权力给绑架了。他通过语言哲学，从人的交往互动中找到了另外一条路：他发现人在谈话中不受到任何强制，在交往过程中，相信合理的理由能够获胜，这实质上是让理由的力量去支配我们的行为，这将扭转目的理性之下的逻辑，至少能够遏制人被目的理性异化的趋势。这实际上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93年写到《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时候，他把交往理性的模式落实到了政治和法律的体系中，比如，如何重新理解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重新理解权利的概念，如何理解分权制衡，把政治和法律的航线重新调整了。他是从历史、文化的路径进去，进入到哲学的层面，再从政治法律的出口出来。那么基本上这就是哈贝马斯著述的情况。
谈到他的影响，他可以被看做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欧洲宪法制定的推动者，伊拉克战争正义性的讨论者，等等。我个人觉得，哈贝马斯首先是马克思和韦伯之后，西方最了不起的时代诊断者，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都很有准确的把握。他本人是信仰交往理性的，为此他通过构筑一个交往理性的体系，把西方的众多思想家拉入他的体系，让他们互相辩驳，并且对他们进行批评。而他所引述的这些作者都是罗尔斯、列奥塔等级数的名家。他的思想不再是小山包，而是层峦叠嶂的面貌。这样的著作在现代社会是极其罕见的。他的每一句话中，都可能包含着对一两个思想家的分析，阅读他为此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头脑劳动。倘若能很好地把握，你已经站在了整个西方的思想前沿，所以你的收获会是非常巨大的。
某次程度上，我自己是一个哈贝马斯主义者，甚至，阅读哈贝马斯成就了我对西方现代整个思想史的理解，一本书让我把握了一个时代，这是我需要感激哈贝马斯的。
接下来该谈谈主题内容了。首先我想谈一下，什么是公共领域。这个词汇已经落地生根了，很多学者，尤其是公共传播研究的学者，大量地使用这个概念，与他同样很火的概念是公民社会，使用也很多。至于什么是公共领域，目前，可能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说清楚。公共领域，在我看来，是人们享受公共生活、进行公共讨论、采取公共行动的场域。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我用了布迪厄的场域这个词汇，它指的是看不见的一种力量，展现的是公共性的维度和界面。
这里要谈到一个关键性的差别，即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是不一样的。比如，咖啡馆，是公共空间，但不是公共领域。只有人们围绕公共性问题展开公共讨论的时候，才有公共领域。这种场域或许会落实到具体的场所，它会借助各种各样的场域他落实自身。只要我们通过语言媒介做讨论，它就会出现。公共领域包含双重内容，一种是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来自自愿，来自私人生活，从小家庭里走出来，还有一种是制度化的，比如议员们在议会里的讨论。哈贝马斯谈的公共领域是私人的。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又不一样。私人领域的很多东西我们不希望释放到外界，但当我们走出私人领域的时候，我们就走进了公共的领域，这里我们要和他人协调共同行动，某一些程度上，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延伸出来的。但是，通过客厅，三五个狐朋狗友聚集一起，进行讨论，就从私人领域里分化了出来。
过去，只有经济上独立的男性能够参与公共讨论，经济不独立，得不到表达的机会，而女性被认为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往往容易受骗。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往往要依托强大的私人领域作为后盾，两个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的生活样态。它们分别满足了两种人类的需要，一个是私人自主的需要，结婚、生孩子等等，另一个是参与公共事务的需要，出租车的价格、国家大事等等。公共领域是基于个人的精神自主性，必然会发展出来的一个领域。
哈贝马斯从历史的视角发问，它是怎么从封建的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呢？在哈贝马斯这里，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实际上发生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贵族的、代表性的公共领域向民主的公共领域的转化，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其中，英国发生的最早，16世纪就看到了端倪。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封建社会是特权身份制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话语都不一样，贵族有大量的闲暇，能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比如贵族和夫人们的舞会。这种活动基于特定身份的特权，是一种代表性的公共领域，具有某种作秀的、装腔作势的风范。比如，大家要讨论服饰、特定的议题，要保持身段的优雅，要采用特定的修辞方式，从而保持各个身份的荣耀。这成为了仪式性的表现，而没有了实质内容。
接下来，由于在英国，大批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挣得了大量的金钱，成为了后来的暴发户。因他们被贵族所排斥，就搞出了自己的公共领域。也就是说，新富们开始了自己的聚会，在伦敦等地方，商人们开了自己的咖啡馆，聚集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交换商业信息、读小说、写文学评论，共同分享、传播，形成了早期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形式。了解英国法律史的人，会知道一个著名的劳埃德咖啡馆，那里是海上航行的商人的聚集地，在那里，商人顺便把贸易的基本条款写了下来，把权利义务等等列出，成了商业合同最早的提单。劳埃德发现了之后，把这些类似的条款抄了下来，请商人们填空。这就成了最早的海上保险单，乃至海上保险公司，后来的劳合社，著名的英国保险公司，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只是一个类型，还有知识分子的咖啡馆、艺术家的咖啡馆等等。在这种环境里，落魄的商人、贵族、手工业者混在了一起，围坐在长凳和木桌子之间，嘈杂混乱，融合了三教九流，也抹杀了阶级的差异。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在这个时间段，文学作品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最开始所有重要的议题，都和文学有关。早期的咖啡馆的很多女主人，都邀请他的情人来这里，供养他写作，就把知识分子带入了贵妇的圈子里。贵妇没有必要从事工作，读小说作为消遣。德国到了十九世纪才发展出了这种方式，通过读书会、文学协会的方式。知识分子通过艺术文学作品完成了这个使命。文学作品虽然看似并不政治，但是它穿透了社会阶层，是一种超越阶级分化特权的概念，能更加进一步打破了身份三六九等，回到了基于人性的共识。看起来，阅读文学作品是毫无政治潜力的，但是越不政治的越有政治潜力。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展的过程中，文学被附加了政治形象，由君权神授的观念转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和法律经由公共讨论才能决定的观念，也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每个个人的心灵感受，后来转变成了公共舆论，崭新的政治原则就从资产阶级的生活空间里诞生了出来。
就是在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年代，这种原则得到了展现，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先后发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实际上诞生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之中，公共领域在市民社会中，不由国家干涉，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通过个人自主的方式一跃而到了前台，在哈贝马斯的前三章，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这个过程中，公众的理性舆论进入政治生活中，市民社会上升到了政治国家中，通过结社的方式，构造政党，而政党渐渐变得常规、固化，成为政治体系的当然组成部分。可见，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正是这种公共领域的讨论的制度化的模仿。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国家，正是在咖啡馆中产生的，这种公共领域的优势无与伦比，他让公众进入公共生活。
但这种生活也暗藏着很多麻烦。卢梭们认为，人自由平等地进入公共生活，但是这个自由和平等都是抽象的，实际上的这种个人需要一定的财产，受到物质生活的束缚，有三个门槛，财产、教育和性别，也就是说，只有具有一定的财产，受到了良好教育，并且是男性的人，才能进入到现代公共生活的场域之中。
财产的门槛让大量的社会底层没有很好的方法进入公共领域，而受教育的条件让早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成为了引导者，性别的界限把女性关到了大门之外，这是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实质的自由平等的差异。
这样的公共领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了巨大的转型。早期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崩解。由于福利国家的诞生，社会底层的民众通过民主的政治过程让国家介入到了生活中，国家为维持社会，以福利国家的方式补偿平民，给弱者以保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围墙被打破了。哈贝马斯称之为国家的社会化，国家负责管理从摇篮到坟墓的事务。同时，这也造成了社会的国家化，例如，半官方协会的产生，代表了全社会的行业，替政府来管理，这些大型的中间组织沾染了官僚的习气，把社群的自由给窒息掉了。这表现为，慢慢的变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公共生活，知识人的批判性阅读转而成为了商品消费，公共领域成为了消费主义的面貌。同时，大型的公共组织、大型的公司觉得媒体从业有利可图，他们进入公共领域迎合公众口味，这样，低俗的新闻产品慢慢的出现，公共领域变衰落，娱乐的味道开始显著。另外，政府觉得公共领域可通过，他们也潜在地运用权力来运用传媒，使其推动民众做政府想做的事情。
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这样一个时间段，政治的权力和经济的权力同时进入了公共领域，把把一个本来很好的、朋友们的、知识人的讨论反思的结构完全的消解了。公共领域完全成为了利益的竞技场与权力的竞技场，这样的一个公共领域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期的公共领域是建立在和私人领域有所区别但又互相影响之上的，一个人可以走出卧室进入客厅，所谓介入公共领域，也可以退回到私人的家庭中来，但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大众社会的来临，随着电视这种大众传媒的出现，消费主义媒体狂轰滥炸式的宣传把这种区别彻底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我们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培养青年一代，希望创造他们独立的人格，但是我们得知，我们的千言万语比不上电视知名人物的一句话。私人领域对个人成长的保护作用彻底地被取消了。另外，政府处于保护的初衷，也渗透到了这过程里。带来了一系列的难以处理的后果。不难发现，公共领域的第一次转型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着重要角色已经被改变了，新闻记者取代了知识分子，眼球经济和知识工业占了上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驱逐了出去，一种小情调的、小清新的成为了主流。严肃深刻的文学没有地位。到了福利国家阶段，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出现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对立，启蒙被看做了神话、精神上的告诫神父，被彻底翻转了过来，这也是哈贝马斯在五六七章谈的东西。
哈贝马斯对第二次转型有着悲观的态度，和霍克海默、阿多诺有着类似的观点。他将启蒙辩证法在公共领域中找到了现实的表达。我们要问，公共各领域是不是已经是彻底崩溃了？是否没办法再次唤起人们的热爱了呢？我们要看到，迈向福利国家的时候，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了公共各领域，同时，妇女的解放，他们政治地位的提高，获得了普选权，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公共领域，也打破了原有的界限。这种界限还是有希望的。哈贝马斯写作的这本书，自己也在反思，我们能看到，他对公共生活还是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的公民在铜墙铁壁里发展出了政治原则，证明了解放的力量。
二十世纪后期，哈贝马斯看到了第三次的公共领域的转型。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野破碎了，市民社会包含了两个界面，一个是生活的部分，一个是经济交易的部分，二十世纪之后，经济交易的扩大创造了庞大的经济系统，超出了生活世界的控制，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异化的力量。当你从家里走出来，做到你的工位的时候，当你的老板要求你加班工作的时候，你会被强大的经济系统抽离出现实生活，过去混在一起的经济力量，成为了一种脱离生活的异化力量。另外一个方面，政治国家成为了一个庞大官僚体系，不管年轻衰老，是男是女，都按照文牍来来管理，做形式化处理，把活生生的东西削减成为量化的指标，成为了异化的力量，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演变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私人生活里，有婚姻恋爱和家庭，在公共生活里，有交流、沟通，生活在两个方面绽放。再另外一方面，是以货币为代码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利为代码的经济系统，哈贝马斯称之为是系统对生活的殖民，恋爱要看钱多钱少，朋友聚会要看级别高低，货币和权力的符码已经腐化了我们的生活，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真相。
这导致了蜕变。大众媒体成为了经济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货币的逻辑主宰了公共生活，钱成为了一般等价物，国家权力操控了公共领域，操纵话语，引导舆论，权力的符码暗度陈仓，塑造公共问题的观点。第三，公共领域表现化，人们跳入公共领域是为了表现自己，出现了审丑的风潮，这种娱乐化和表现化，成为了毒化公共领域的力量。公共和私人生活被彻底撕裂了，家庭本应具有的塑造孩子的功能被公共领域抽干了，个人没有很好的方法享受家庭生活的安全效应，成为了社会上的孤魂野鬼，私人生活的交往结构、个人的表达，公共行动的情感宣泄，某一些程度上都被异化了。朋友交不到了，说话不再真心诚意，公共生活分崩离析。
社会本该具有的能量不具备了，我们完全依赖于经济生活的宰制成为了它们的努力，我们已不清楚自己是谁了。如果说，第一次转型，是资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到了独立的存在，第二次是庞大的组织化收编，第三次是对“我是谁”的吞噬，这是一次巨大的危机。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本身蕴含着解放的潜能，1993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写作的时候，他认为公共各领域的解放潜力还是能被激活的。他认为，在目的理性之外，存在着交往理性的力量，能够被释放开来。人与人的真诚交往是真实存在的，通过语言的沟通，就是内在其中的条件，我们聊天的时候，首先是希望对方能够听懂自己的表达，这种对共识的寻求，同时把共识转化为行动的努力，马上就能够解码系统。
过去的市民社会，就会完成向为以沟通为目的、在交往上面平等的公民社会的转化。沟通主体试图呈现自身。公民社会通过理性的力量，进行有质量的沟通，从而走向共识。通过民主的政治过程，上升到了议会里，通过理性辩论转化成法律，并通过国家力量进入生活，从而摆脱系统的殖民。不能剥夺人权、不能垄断、不能剥夺休息的权利等等，民主的过程正是通过国家的这个怪兽控制另外的经济怪兽，生活世界通过公共领域放大了它的力量，从而节制资本，把货币符码和权力的符码都控制住了。这是他重构现代民主法治国的了不起的谋划。正是这种平等自由的讨论中，启蒙的力量、相信理性与自由的力量会获胜，知识分子对平民的启蒙转化成了平等个体之间相互赋予权力和力量的过程，这为我们改造不再完美的状况提供了契机，所以这个意义上说，启蒙是一件未尽的事业。
我认为是一个以阅读为核心的公共领域复兴运动。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近代康有为梁启超们办时务学堂所兴起的儒家公共空间，参与的主要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盼望把现代的意识引进到了中国；第二个历史时刻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学运动，在文革的体制下，人们以手抄本的方式，实现人性的自我表达、精神上的宣泄和政治上的启蒙。我们的长辈都是做过文学梦的，这种热潮的尾声是八十年代的文学热，这也发挥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文学领域的突破的功能，为无法政治表达的困境宣泄了出来。在中国的文化政治史有重要的。九十年代之后，大量的NGO非政府组织，包括读书会等等的出现，展现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场景，也使得西方公共领域三次变迁中经历的问题集中爆发：行政权力希望把握大众传媒，经济权力希望把握经济利益，同时社会高度的娱乐化，造成了娱乐至死的面貌。现在能够说是一个希望和危机并存的局面。
在这样的理想和现实中，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种道路，也就是以阅读为中心，将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通过阅读而重新积聚力量，在公共空间占据一席之地。塑造有思想能力和批判意识的阅读群体，让这样的群体把公共精神带回私人生活，同时让公共精神进入经济系统，形成加缪式的反抗的力量。我们也希望在中国式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化解张力的办法。
对哈贝马斯的理解还不错，但一转回到对国内的分析，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结论说通过阅读能塑造一种具有思想能力和批判意识的阅读群体云云，似乎是一个大三学生为做个小论文搞的卧谈会上的腹稿[大笑]
长篇大论把哈贝马斯的人生轨迹和学术历程描述得根圣人圣迹一样，哈贝马斯最重要的精神价值就是批判，最创造的思想就是交往理论，你作为一个他的跪粉，通篇也没看到你用他的批判精神批判他，就是把他当圣人，把他的话当至理名言，最后弄出个我们以阅读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复兴，风马牛不相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胡扯。